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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袁大头”是“袁世凯银元”的同义词。

    袁世凯银元

    袁世凯银元又名袁大头,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,为了巩固政局、发展经济、决定在全国统一币制时发行的货币,在天津造币总厂和武昌、广州、南京等分厂按规格、重量等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,俗称袁大头。银币的正面图案,中间为袁世凯(均为光头)戎装左侧面像,上方为“中华民国×年”;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,中央为“壹圆”、“中圆”(伍角)、“贰角”、“壹角”字样。这种银元在抗战前曾广泛流通,此后也长期存在,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。编辑摘要

   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

    中文名: 袁世凯银元
    俗称: 袁大头 最早发行: 民国3年,即1914年
    发行时期: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 收藏界: 银元之宝

    目录

    银元由来/袁世凯银元 编辑

    袁世凯银元袁世凯银元
    辛亥革命之后,袁世凯 就任“临时大总统”之职,后又成为正式大总统。当时,为了巩国内政局稳定,发展民族经济,也为“制宪”和“称帝”作准备,于是毅然决定在全国“统一币制”。是年(民国3年,即1914年),制定了“中华民国国币条例”,于是大量收购 旧币,在天津造币总厂和武昌 、广州、南京等分厂按规格重量 等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,在全国通用,逐渐取代了清朝 政府的“大清银币”,“光绪元宝”等银币,这便是我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、流通最广、存世量最多的10余种“袁大头”机制银币(民国3年、8年、9年、10年等)。

    银元样式/袁世凯银元 编辑

    袁世凯银元袁世凯银元
    “袁大头”银币的正面图案 ,中间为袁世凯(均为光头)戎装左侧面像,上方为“中华民国 ×年”;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 ,中央为“壹圆”、“中圆”(伍角)、“贰角 ”、“壹角 ”字样,后几种上方分别有“每二枚当一圆”、“每伍枚当一圆”和“每十枚当一圆”的字样;该系列币分别重27克(七钱二,即7.2×3.75=27)、13.3克、5.3克和2.6克;成色分别为90.4%、84.5%、80.4%和82.5%;该币的外环主要是直齿边,另外,还铸有少量工字边和花齿边。
    在该系列币中,民国3年、9年、10年等一元币较为常见。在民国 三年的“袁大头”中,袁世凯“签字版”则出类拔萃地被收藏爱好者所钟爱。一类是民国三年天津造币厂 试铸的意大利制版人的英文签字 版;另一类是袁世凯的左侧面像后颈部位的签字版。以上两类(5种)均为样品币,未曾正式流通使用,所以存世不多。[1]

    银元鉴定/袁世凯银元 编辑

    业内行家 提供了一种鉴定银币真伪的好办法:将银币在一块试金石 上擦拭几次,直至出现道道银白色的擦痕,然后在擦痕上滴入盐酸硝酸 。这时,如果是真币,擦痕上的混合液体呈乳白色,伪币则呈无色透明状。如果角币含银量不足,盐酸和硝酸的混合 液体也呈现乳白色,但不够浓郁。含银量越少,其浓郁度就越低。

    收藏价值/袁世凯银元 编辑

    “袁大头”在货币 收藏界被称为银元之宝,它是我国近千种近代银币中,流传 最广、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。俗话所说的“袁大头”,指的是民国三年(1914年)开始铸造的有袁世凯头像 的银元。这种银元在抗战前曾广泛流通,此后也长期存在,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 中的一个重要角色。

    币制发展/袁世凯银元 编辑

    宋代

    袁世凯银元袁世凯银元
    宋代起白银就已成为中国的通用 货币,主要形式为宝银,按两计值。由于宝银在形式、重量和成色上都没有统一规定,为其流通带来诸多麻烦。到了,纹银成为标准银,但各地纹银重量标准不尽相同,折算标准十分复杂,即使是行业中人,也很难搞得很清楚。与纹银的混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外国银元形制精美,成色划一,计枚核值,使用方便,因此深受市民欢迎。道光年间外国银元已深入内地,成为通用货币的一种。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有十多种,在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间流通的是西班牙本洋(即“佛头银元”),后来则是墨西哥铸造的“鹰洋”。

    清朝

    光绪 十三年(1887年),两广总督张之洞鉴于中国市面流通的全是外国银元,奏请自铸,力谋抵制。经清政府批准,1889年广东 银元局开始试铸,1890 年发行流通于市面,因其背面铸有蟠龙纹而被称为“龙洋”。自广东之后,湖北、直隶、安徽浙江奉天吉林 等省也纷纷设厂铸造,所铸银币统称“龙洋”。“龙洋"流通渐广后,清政府遂下令将龙洋作为法定货币行使,完粮纳税,都能通用
    然而各省铸造银元,却和当初铸造纹银一样,不仅重量和成色不能统一,数量上也难以控制,.加剧了货币的紊乱,改革币制遂成为清末朝野反复议论的重要课题。 1909年清政府公布《币制则例>,规定采用银本位,并鉴于银元已经广泛流通,以元为货币单位,统一铸造重量七钱二分、成色千分之九百的大清银币,以期取代各省龙洋。1910年度支部又奏改币值调查局为币制局,以此为督理币制机关。但不久,辛亥革命爆发,各省因急于用款,不仅加工赶铸银元,还滥铸铜圆,滥发钞票和军用票,币制更加紊乱。

    民国

    民国建立后,中央财政 几乎有出无入,财政危机十分严重。当时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筹款办法主要有三种,即增税、借债和发行纸币。政府最初主要依赖外债 ,然而借债要还,终非长久之计。从短期来说,发行纸币 亦不失为敛财妙法,只是纸币是银元的代表者,是兑换 券,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 和广泛流通 ,纸币信用亦难确立。孙中山、黄兴曾主张发行不兑换纸币,其根本仍在于整理银元、统一银元和纸币发行 权,否则将如袁世凯 、熊希龄所言,“全国骚然,危亡立见。此时此刻,此情此景,币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——“袁大头"银元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。
    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,其解决根本在于整理财政,而币制为财政之总枢,统一币制 成为当务之急。欲推行币制改革,必先确定本位。当时普遍认为采用金本位和金汇兑 本位为大势所趋。
   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,时任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向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币制纲要六条,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。无论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,都需要有相当的黄金储备,但中国的黄储备少得可怜,无论如何满足不了需要。另一方面,当时国内流通着大量白银,如实行金汇兑本位制,这些白银该怎么处置?显然,陈的建议并不具备现实基础,在这个时候实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还为时过早。
   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,继续谋求币制改革。1912年秋,政府在财政部下设币制委员会为筹议币制机关,还聘请了正在访华的荷兰货币金融学博士卫斯林为名誉顾问。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为顾问的卫斯林向币制委员会提出了《中国币制改革刍议》,主张在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之前,应暂时并用金汇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制度。 1913年春,币制委员会设专任委员,详细讨论币制改革方案,在金、、金银并甩三种意见中争论不休。最后,币制委员会拿出的报告书中,还是将金汇兑本位制列为首选,而弊多利少的银本位制则被弃置一旁。

    取消/袁世凯银元 编辑

    1913年秋,币制委员会撤销,币制改革问题移交国务院会议继续讨论。时任国务总理 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对币制改革十分热心,他认为采用金本位乃世界 大势所趋,中国也必须以此为最终目标,但是又认为不易办到,应根据国内习惯,先用银本位来统一货币,等将来商业发达之后再改行金本位制。按照熊希龄的解释 ,虽然银本位不好,但“恶本位胜于无本位",实行银本位制是推行金本位的必然前提 。在他的推动 下,袁世凯政府最后于1914年2月公布了《国币条例》及实施细则,规定国币以一元银币为主币,总重七钱二分,成色 九零,即含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,其成色与法定成色 之公差不得超过千分之三。国民可以将生银交托政府代铸_元银币,每枚收铸费库平六厘。

    币制局/袁世凯银元 编辑

    为了能实行《国币条例》,袁世凯政府 又于1914年3月8日设立币制局,任梁启超为总裁。梁启超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
    第一义,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,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,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,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。梁启超于3月10日开局就职,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、办法和文章。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,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,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,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。

    货币制造/袁世凯银元 编辑

    整理货币

    整理货币的关键是经费问题。当时袁世凯政府正以币制改革为名向四国  谋求“币制借款”,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各国忙于战事,无心理睬,币制改革前途暗淡。此时梁启超仍充满信心,认为大款无望,小款也可。他准备一边 铸造新国币,一边以此为准备发行兑换券,而发行兑换券只需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准备即可,两年内约可铸造主币4亿元,辅币6亿元,再发行兑换券8亿元,到1916年末全国通用货币可达14亿元,新币制基础即可大定。他向袁世凯提出,只要有 500万镑,够六个月运用,随借随还,两年内即可将国内硬币纸币整理完毕,而且还可以有数亿元的铸币余利与保证准备发行的兑换券,应国家需要。然而这有着美好前景的建议却并未打动袁世凯,梁启超屡谏不听,心灰意冷之下自劾而去,币制局也旋于1915年2月被撤。财政部在接收币制局之后,重新设立币制委员会,继续讨论有关币制的重要问题

    新币铸造

    袁世凯银元袁世凯银元
    在此期间,新币铸造计划并未停止。财政部准备按照《国币条例》,令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、武昌等造币厂开铸国币一元  ,但是负责发行的中国  、交通  认为新币与旧币成色不同,价格自难统一 ,推行不易。按规律,新币成色若高于旧币,反易被旧币驱逐,清末发行的大清银币就因此被大量熔毁。当初制订《国币条例》时,以为可以获得币制借款,能够迅速回收旧币,改铸新币,所以规定新币价值 较高,既然借款无望,也只能加以变通。于是财政部议决改从原北洋造银元标准,成色八九,公差仍为干分之三。这一改动虽与《国币条例》不符,但它使新币可以分期、分区陆续推行,是新币发行成功 的重要因素 之一。
    与此同时,新币式样亦经大总统袁世凯核准,新银币一面摹镌大总统袁世凯 侧面肖像和造币年份 ,另一面雕印嘉禾花纹,中间刊有一圆、中圆、二十分、五分等字样。1914年12月24日,天津造币总厂首先开铸新银主币,接着南京、武昌等造币厂也开始铸造,191 5年1月新币开始发行。新银元因有袁世凯头像,一般称为“袁像币”,又有“袁大头’’、“袁头”、“大头"、“袁像"等俗称 ,且各地俗称不同,在西安称之为“大头洋”,在成都、重庆称之为“人头洋",万县俗称“老壳’’,长沙俗称“光洋"。虽然“袁大头”银元上标有铸造年份,但并没有每年启用新钢模铸造。后来天津造币总厂按规定 赶制注有“中华民国八年造"字样的祖模,因受一战影响钢料缺乏,一再辗转迁延,等到祖模设计 完成时已届年末,不得已又改刻“中华民国九年造”币模。据侯厚培著《中国货币沿革史》(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)记载,当时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是民国 三年造、民国八年造和民国九年造三种银元。银元流通的时代,自然有掺和过多铜质或铅质的假银元,精明 的人都懂得辨别银元真伪的方法,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,真的铿锵有声,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。或者用两指捏住银元中心 ,甩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,真的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“殷"一般的银笛声,假的则没有。银钱业的从业员点数大宗银元时,左手拿成叠的银元陆续推出,右手拿一块银元依次敲响左手银元的边,边敲边听,听到声音 不好的就剔除出来加以鉴定。小商店的伙计们则会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扔,声音清脆的就收下,声音发木就要求客人换一块。“袁大头"发行以后,在重量、成色上有严格的管理,每星期都要抽样送财政部化验,中国银行公会也可随时派员化验,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委托各造币厂铸造“袁大头”时也要随时抽送化验 ,对于不合格 者均随时熔毁,绝不迁就。因此,“袁大头”一进入市场,就信用昭著,深受商民欢迎。曾为袁世凯总理财政的梁士诒回忆,天津造币总厂开铸“袁大头”后的最初九个月,每日铸造量达30万元,使得“袁大头"迅速流通 开来。此外,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经与上海 钱业公会协商,于1915年8月1日取消洋厘之.“龙洋”行市,代以新币“袁大头",于是“袁大头"通用范围由北方而扩展到南方 。1919年7月5日上海钱业公会又取消“鹰洋"行市,“鹰洋”势力被彻底废除,“袁大头"的地位大大提高,成为全国通用且为中外商界所认可的唯一主币。

    发行意义

    对于袁世凯来说,“袁大头"上的侧像固然有利于提升他的威望 ,但更重要的是,大量的铸造银元,促进统一货币的推广,进而发行纸币是他获得军事经费的有效途径,也是他复辟图谋的重要措施 。因此对于“袁大头"银元的流通和推。广,他比任何人都更加迫切。为了鼓励各造币厂加工赶铸新币,袁世凯甚至在1916年政府 预算案中专门划拨500万元给造币厂,其中二分之一为四个造币厂员司花红。然而当时几个造币厂铸造能力 毕竟有限,到1915年底新铸“袁大头”银元也仅铸有7100余万元,中国  发行的“袁大头’’兑换券也只有3000余万元。当时中国、交通两行实力充足,而且发行兑换券十分谨慎,有充分的现金准备 ,所以“袁大头"兑换券的信誉也颇高,在财政部的积极推广下逐步通行全国。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,梁士诒也主要依靠交通  为其发行兑换券垫款。复辟帝制失败,纸币信誉动摇,袁世凯政府下令停兑。191 6年4月,北京、上海、天津曾引发兑现风潮,而中国、交通两行各省分行多数未遵循停兑令继续兑现,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两行纸币 信誉。

    改革币制/袁世凯银元 编辑

    改革背景

    袁世凯银元袁世凯银元
    张勋复辟失败后,1917年7月,梁启超又在段祺瑞内阁出任财政总长,提出“改革币制,整顿金融"的八字方针。对于币制改革,梁启超仍坚持主张先在白银 的基础上统一货币制度 。为了推行币制改革 ,梁启超听从熊希龄的建议,一面以缓付五年的庚子赔款发行5000万元公债,一面两次向日本借款1450多万元,想彻底改革币制,整顿金融,把北洋政府的财政引上良性循环的轨道。然而,段祺瑞政府军费开支 急剧增加,每年缓付的1300万元庚子赔款不得不拿来充作军政开支,币制改革无从进行,梁启超上任不足四个月即悄悄离京,漫游欧洲 去了。
    “袁大头"银元开始发行不久,币制委员会鉴于新币与《国币条例》规定 不符,建议修订该条例,以确定新币的国币地位。同时,该委员会还认为《国币条例》纯粹采用银本位,与金本位毫无关系 ,如果不设法做些准备 ,恐怕永远不具备采用金本位的条件,所以主张试铸金币。1918年8月,财政总长曹汝霖负责制订 了《金券条例》,准备在日本的支持下发行金券,遭到全国上下和英、法、俄等国的联合抵制,被迫取消。在《金券条例》取消后,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龚心湛、财政次长李思浩又提出币制计划大纲,拟通过借外债推行 金本位制。1919年天津造币总厂铸造了袁世凯金币,分为十元和二十元两种,上有“民国八年"字样,此外还有一种十元的袁世凯洪宪纪念金币。因数量较少,时局动荡,袁世凯金币的历史作用 十分有限。此后,以金汇兑本位制芍目标的币制改革偃旗息鼓,暂告一段落。[2]

    银元替代

    1927年北伐胜利 之后,国民政府下令停铸“袁大头”银元,改铸总理新币,俗称“孙头"(或称“船币")o此后国内就通行“袁大头"和“孙头"两种银元,其成色基本相同,可以通用o“袁大头"通行之后,生银流通 渐少,从百姓日常使用、完粮纳税,到官款出入都改为银元。尽管如此,银两制度仍保留下来,内地各省尚有以银两 为通用货币t 的,通商大埠商业往来还是习惯使用银两国际 收支更是如此。在上海钱庄和  汇集之区,每天清早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(即工役)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,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,里面盛着银元,互相递解,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 解款,宝银多是装成箱,大约60锭一箱,结算后用人力或车力运送。

    负面影响

    银元与银两的并存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。在商业上,交易计算用银两,而实际收支用银元,辗转折合,贴水亏耗很大。既然生银已经流通极少,各地平色分歧,自然多属转虚账位,因此作为通用货币已无存在的意义o 1933年4月,南京国民政府 正式宣布废止银两制度,规定所有收付一律使用银元,1935年11月又宣布实行法币政策,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 ,白银收归国有,限令各金融机构和民间储藏的白银 、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。至此,以“袁大头"为代表的各类银币完成其历史使命,开始退出市面,银元逐渐为法币 取代。抗战胜利后,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巨大通货膨胀,久未见踪影的“袁大头’’银元又在黑市出现,成为抢购对象。此后银元黑市一直存在,直至解放后政府打击黑市 ,收兑银元,“袁大头"才基本上从市面销声匿迹,如今已成为钱币爱好者的收藏对象之一。

    历史影响

    “袁大头"在中国货币 史上的出现,是银元发展的必然结果。经过多年铸造,“袁大头"数量 增多,流通渐广,虽僻处边陬,也有其踪迹。到1920年3月,天津造币总厂及各分厂大约共计铸成“袁大头”银元三亿八千多万元,另外还铸成一些五角新银辅币。“袁大头"银元的通行 将“鹰洋"、“龙洋”渐渐从市面挤出,促进了银元的统一,为“废两改元”准备了条件,是我国近代货币史上划时代 的成就,在近代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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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参考资料
    [1]^引用日期:2016-09-02
    [2]^引用日期:2016-09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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