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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战结束后180师幸存战士荣辱60年 归来背负“人民的罪人”

10145阅读史鉴君
180师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失利最严重的部队,伤亡3000余人,被俘3900余人。“全军覆没”的说法流传甚广。180师的失利被定性为政治动摇。1954年,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曾向军部提出失利原因主要是兵团指挥失当,不能全推到180师头上,却被批评为已有定论。归国战俘们被要求以“狼牙山五壮士”的高标准对照自己,交代错误。领导严厉的说:“被俘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。”老兵们以笔为武器,出书写文章为自己正名,但从未被正规出版社接受。“不会再有人写了,都老了。”冯志诚说。2013年7月24日,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的成都老兵纪念会上,81岁的180师老兵汪元昌最终愤怒了,原因是“原本受邀与会的领导一个也没来”。一百来个在台下昂着白头的老兵,在3个小时的会议时间里也没收到一句对其个人的致敬和感谢。“这么不重视还开什么会呢?”汪走到签到席把名字一笔划掉,扭头便走。这引发了风波,很多昔日战友都看到了这一幕,但最终没有人去劝这个倔强的老头。点击此处,看不为人知的精彩,你懂的“很理解,也很无奈。”一位180师老兵说,“抗美援朝胜利60年了,我们却仍活在失败的阴影里。”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争中,180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由于孤军深入和执行错误指令,180师11000多人伤亡3000余人,被俘3900余人。这是志愿军成建制失利最严重的一次,六十多年来也在多种历史叙述中被称作“朝鲜战争中唯一全军覆没的队伍”。幸存的180师老兵的余生因这次失败而改变。他们在政治运动中被视作耻辱而屡遭冲击,或在异地他乡忍受着奚落和冷遇。然而六十多年来,这支头顶“污名”的败兵之师从未放弃过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和维护。从1991年起,老兵们以笔为武器,出书写文章为自己正名,同时出版了二十余本集体或者个人回忆录,总字数达数百万。但时光的敌人仍过于顽强——在惯有认知的影响下,这些文字从未被正规出版社接受。如今,一本名为《我们没有全军覆没——180师在朝鲜》的书准备在北京出版,由《沈阳日报》记者关捷采访一年而成。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兵,用最后的力量再一次讲述他们所执守的“正确历史”。这是他们的最后一“战”。“把我埋了”现在,81岁的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80师老兵肖德元住在成都一个叫九如村的小区,爱好中医养生,摆弄自制药酒。62年前,肖德元在这个城市参军,成为180师538团的一名普通战士。但和平没有持续太久。1950年12月10日,肖德元和180师1.1万名战士一起接到通知,奔赴3000公里外一个陌生的国度——北朝鲜。这个半岛在一年前爆发内战,战火还一度烧至鸭绿江边。中国组成志愿军支持他的社会主义兄弟。在从成都到朝鲜漫长的旅途中,年轻人们义愤填膺,一路高声唱着《志愿军军歌》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海外作战,“抗美援朝”标志着新生共和国从人民战争到国防战争的过渡。在肖德元抵达前线的半年内,四次战役已经相继展开,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逐渐形成拉锯,志愿军司令部决心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战役,打破僵局,争取主动。1951年春夏之交,志愿军决定“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,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”。17岁的肖德元早已等不住了,他听说,美国人就要被赶下海了,再不去就没机会啦。在这样的乐观氛围中,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,双方共80万人相持于北纬38度线附近。美军不断后撤的磁性战术推高着中国军队的信心。180师领到的任务是从中线直插敌阵,割裂美军和东线韩军的联系。在五天的进攻中,180师前突了一百多公里,顺利割开美军阵地。此时第一个危险信号出现了——180师的干粮和弹药已告罄,突进也过远。情况很快得到验证,5月22日,随着联合国军全线反攻,战场态势瞬间逆转。美军利用志愿军补给困难的致命弱势,开始收“口袋”,180师首当其冲。打还是撤?师长郑其贵强调要听从兵团指挥,顾全大局,但兵团下达一个事后证明是非常错误的命令——就地阻击敌人,掩护兵团主力和伤员转移。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。538团战士赖富柏躲在山道旁的树丛中,看着美军坦克在滚滚烟尘中如入无人之境,志愿军战士拿着爆破筒冲上前去。一天的阻击,整个连队只剩下他一人。“他们有坦克飞机,我们什么都没有。”一天之后,所有的友军已经撤退了,180师却等来了美军机械化部队。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,兵团电令部队向鹰峰撤退,说到了那就有接应,可到达后,却发现敌人的照明弹已经将山谷映成一片惨白。鹰峰标高1436.9米,这一天,细雨如丝,雨点落在身上,异常寒冷。这是断粮的第5天,一万余人的180师只能集合起一千来人,靠野菜和树叶勉力维持,重机枪因为搬不动被丢弃,剩下的二十余挺轻机枪,只有一挺还能打几分钟的子弹。张城垣是师部的宣教干事,他听见师长郑其贵在喃喃自语,“完了,完了。”随后,师长命令机要科长将联络密码全部烧掉,这位一直在机关工作的老知识分子吓得哭了起来。28日,剩下的人决定翻过鹰峰再次突围。在一条山沟下,他们发现了数百名伤员。重伤员在死前大喊“把我埋了,把我埋了”,他们却只能在死者的脸上覆上树叶。冯志诚在山脚的另一支突围队伍里,他是180师539团的作战参谋,集合起一百多人,下意识地朝北走,团政委韩启明负伤掉队,选择自杀,甚至没人注意到。肖德元掉队了,他站在北汉江边,江水茫茫,手边只有一支苏制步枪。江对岸,群山之中,炮声隆隆,那里有他被围困的战友。一个朝鲜老妇人站在木屋前,不断说着什么,他听不懂,大概明白是让他带走屋子里的一具战士遗体,遗体的头上盖着红布。这个新兵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了,他在心里喊着:“毛主席啊,这个仗怎么打成这样?”战俘营炮击终于停了下来,敌军开始搜山。180师538团卫生员钟俊骅就是这时被俘的,他在溪边喝水充饥,枪口忽然捅到了腰间。张城垣和吴成德一直留在山里,吃光了山沟里的青蛙后,他们决定下山找粮。晚上,张带着四个士兵溜下山,毫无意外地被敌人发现,他们跑啊跑,黑暗中看不清,纷纷坠落悬崖,等他醒过来,两个士兵已经死去,活着的小声告诉他,张干事,我们被俘了。直到一年后,他才知道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山里又坚持了一年才负伤被俘,成为志愿军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。张城垣被送往巨济岛上的志愿军战俘营。在五次战役之前,志愿军战俘不过两千余人,五次战役之后,陡增至一万五千人。作为宣教干事,他原来在部队中负责气节教育,第一条就是不能被俘,想到如今的处境,感到非常羞愧。他在战俘营认出了许多180师的士兵,对方却低着头不愿看他。180师的被俘军人成为战俘中坚决回国的领导者。按照《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》,战俘不等于罪犯,战俘营中实行战俘自治。利用这条规定,1952年,他们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,发展了两千余名团员,张城垣任副书记兼宣传委员,还有一张机关报《消息报》,用以鼓舞教育被俘同志。战俘营是另一个战场,这里有各色人等。从台湾过来的国民党特务混进战俘营策反,甚至强行在战俘身上刻上反动口号,让他们不敢回国。如果抵抗就被淹死在厕所。180师的干部们也针锋相对发起打击叛徒的运动。“经我批准处死的叛徒就有17个。”张城垣说。1952年4月8日,在美军正式“甄别”被俘人员遣返意愿之前,180师的士兵们赶制了一面五星红旗,材料是脱胶了的雨布,原本打算各人献血染红,但收集了一斤后却发现鲜血凝固变黑,最后用的是医务室的红药水。钟俊骅被选定为升旗手,清晨,战俘们集合起来高唱国歌,许多人热泪盈眶,他们说这是两年战俘生涯中最光荣的一天。“当时有两条原则,如果交换战俘就坚决回国,不然就自己解放自己。”60年后,张城垣说,“我们是军人,为了荣誉也得回去。”
从朝鲜战场归来后,钟俊骅一直和战友保持通信,互诉人生际遇,半个多世纪来已达上千封。 (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/图)从朝鲜战场归来后,钟俊骅一直和战友保持通信,互诉人生际遇,半个多世纪来已达上千封。 (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/图)
已有定论第五次战役后,兵团决定严肃处理180师,对其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内部整肃。败军的名声很快在军内传开,打饭时,师傅问战士石敦豪,你是哪个师的?得到回复后,围观者开始起哄:“就是那个吃屁火的嘛。”1951年10月,志愿军对失利作出了正式结论,“180师突围并没有经过严重战斗,但是一个师损失殆尽,给党和人民招致不可弥补的损失”,不能从军事指挥上找原因,而是“政治上动摇逃跑,贪生怕死,把一个师让敌人消灭了”。随后,师长、副师长被撤职,团以上干部党内留党察看,行政上一律降职、撤职。军部甚至一度考虑撤销180师番号。539团政治部主任李全山,因为在检讨中表示自己曾有“万一负伤被俘,也要坚持斗争”的思想,被军部严厉批驳,认定“一个团级政治干部,竟准备屈膝作俘,是叛变行为”,给予党内外双重处分,调离军队转业地方。1952年,对180师的问责再次升级。中共志愿军党委发出文件,强调了“180师全师被歼灭”,该师各级干部犯了“右倾逃跑主义错误”。539团战士童志安参加了团里的排以上干部“180师受挫学习会”,他做梦也没想到,自己的师会背上政治动摇的恶名,“当时不敢说,许多人都是违心做检查”。后来,539团团长王至诚无可奈何地说:“这种情况下,我们满身是嘴也说不清。”1954年,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曾向军部提出,失利主要是兵团指挥失当,不能把责任全推到180师头上。这被批评为已有定论。朝鲜战争最后一年,整顿后的180师被重新带回战场,用“一切为了翻身”做了动员口号。肖德元记得一个连长就死在打翻身仗中,他冲得太急,脚下踩了地雷,“怕是憋了一肚子气吧。”赖富柏再次参加了阻击战,坚守阵地三天三夜,没有水时,甚至只能喝尿。作战参谋冯志诚终于有了用武之地,通过他设计的作战方案,攻克了韩军的阵地,一直打到停战那一天。第三兵团司令许世友随后宣布,“180师打了翻身仗”。但这个喜悦随即被更大的喜悦冲散。1953年7月27日,停战协定签字生效,朝鲜战争正式结束。人民“罪人”朝鲜战争结束后,180师一部分官兵随部队驻防南京,一部分士兵转业复员。180师的战俘,营以上干部转业地方,连以下干部战士保留军籍者全部复员还乡。肖德元转业回到成都一家木材公司,报到时,经理听说他是180师的,大吃一惊,“就是那个全军覆没的啊。”赖富柏也回到了四川安县老家,重操理发旧业。“文革”中,他因为开理发店被打成当地最大走资派,在一次批斗会上,一个曾经的战友突然站出来,揭发他所在的180师打了败仗,他是其中的逃跑分子。“你们说,这样的人该不该斗?”战友喊。“该斗,该斗!”群众们挥舞起拳头。“严汝贤则是祸从口出。这个180师539团的文教员,战争结束后进入乐山第五丝织厂。反右时,他和单位同事在茶馆聊起抗美援朝。同事说,打败美帝国主义指日可待。可严汝贤多嘴,偏要用自身经历泼冷水,告诉他180师失利的事实。当时同事不说话,直到有一天单位开大会,领导在会上突然点名批评,“某人竟敢污蔑志愿军,居心叵测。”随后,严汝贤被单位开除,打成右派,只好回家务农。曾经的俘虏,日子更不好过。战争结束后,一共有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回到祖国。他们被统一安置在辽宁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。在归管所,战俘们被要求以“狼牙山五壮士”的高标准对照自己,交代错误。张城垣的处理意见上写着,“受敌严刑拷打较多,是否有失节行为,要在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”。他不服,跑去找归管处的领导,领导严厉地说,“被俘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。”吴成德则被定性为叛党、叛国,开除了党籍、军籍,分配到东北的农场。“他是被俘的最高领导,180师打了败仗也要算在他头上”,张城垣跑去看他,两个人坐在屋子里无话可说,吴成德突然哭出声来,那一年他已经48岁。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,随后在他们的档案袋里,都加上了“特嫌”、“控制使用”等字样。由于战俘身份,复员回到地方后,张城垣先后被县广播站、乡信用社开除。“文革”中,他被打成叛徒、现行反革命,只能在村里放羊为生。80岁的钟俊骅如今已经垂垂老矣,1954年,当20岁的他回到成都,街坊邻里慢慢都知道了他的战俘身份。女友的母亲逼他们分手,“她家里人说,难道你想和一个历史不清、政治动摇的人在一起吗?”这句话,折磨了钟俊骅十多年。“180师是个悲剧,战俘更是个悲剧。”张城垣无奈地说。两岸书1988年,山西闻喜县桃沟村的史兴福收到一封奇怪的信,一个不认识的人从台湾寄信过来,询问自己是否还在人世。他让二儿子回信过去,“还活得好好的”,然后问问,是谁呢?下一封信时隔数月后寄到,署名已经换成了他熟悉的名字——史兴贵。他失踪四十年的弟弟。1953年,由于身上的刻字,史兴贵不敢回大陆。战争结束后,和其他一万四千名战俘去了台湾。他被编入炮兵营,驻守台南,1969年退役,搬到眷村。退役后,史兴贵加入了一支由大陆战俘组成的荣工队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正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时候,他们给高速公路打地基,也给铁路铺设枕木,一干又是十二年。当年,和他一同下山投降的180师战俘一共8人。他们时常约着假期里见面,说一说近况,不觉间就都老了。8个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在台湾结婚成家。“在部队不准结婚,退役了年纪大了,人又穷,哪有人要呢?”史兴贵所在的眷村,大陆战俘有二十多户,只有两户结了婚,一个娶了瘸子,一个娶了哑巴。孤独的战俘们唯一的消遣就是打麻将、赌博。史兴贵有时一输就是几千台币,他也不在乎。也有人给史兴贵说媒,对象是一个山村的寡妇,拉扯着几个孩子。他拒绝了。“成家了就回不来了。”1949年,他参军离家的时候,家里有一个兄长,妻子才17岁。他想妻子应该改嫁了,哥哥应该还在等着他。1987年,台湾开放了赴大陆探亲。史兴贵决定给家里去一封信,询问他的哥哥是否还在人世。署名时,他耍了一个心眼,用上了假名。他想,若是哥哥不在了,那么其他人也无须知道他还活着。收到回信的那一天,史兴贵就决定无论如何要回到老家,再也不离开。1991年,69岁的史兴贵娶了同村一个63岁的寡妇,成了家。他的哥哥将第四个儿子过继给他,为他送终养老。“不会再有人写了”1982年,留在成都的180师老兵朝鲜战争后第一次聚会,地点选在肖德元的单位,一家蔬菜公司下属的职工学校。话题总离不了180师。这么多年过去,大家心里一直不服气。“我们也是为了荣誉而战,却背了这么一个恶名。”老兵们最不能容忍的是把战争失利的责任都推到180师身上,扣上“政治动摇”的帽子,“180师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,怎么动,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”童志安说。在山西和北京,另一拨180师的老兵行动了起来。他们决定出一本180师自己的书。书名取为《历史的回音》。张城垣受邀担任该书的执行主编,请各地的180师老兵写自己的经历。“就是为了给180师正名。”张城垣回忆道。书成后,他们让北京的老首长去请了薄一波作序。薄老评价180师“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”。1993年,张城垣拿着书稿找到一家出版社,希望能公开出版,对方却以事涉历史太过敏感,不肯合作。“我们只好自己筹钱出了,第一次印了1000本。”他们通过北京的战友将书送给军内高层,也没收到什么回音。《历史的回音》首开180师老兵写书的先河,包括集体书写和个人回忆录,如今已有了二十多本,成都老兵出的集体回忆录,名叫《烽烟人生》。“不会再有人写了,都老了。”早已从国防大学教授任上退休的冯志诚指着桌子上的一堆书,有些落寞地说,志愿军司令部早已解散,180师的番号也在1960年代被撤销,180师的失利,到底是谁的责任,军内已经不关心这段历史了。在成都,一起写书,让180师的突围和被俘老兵重新建立了联系。每年成都老兵的聚会,战俘都会受邀参加,虽然早已平反,但后者愿意前来的还是寥寥无几。“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”童志安肯定地说。2011年,180师的年度聚会正式取消,每一年都有老兵过世,健在的年纪也越发大了。如今,180师的后代积极地想为自己的父辈正名,他们在网上抱团,建立QQ群,在网站发帖,与攻击180师的网友对骂,联系媒体采访,甚至还有一个建立180师博物馆的愿望。“应该记住这些老兵,他们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。”石敦豪的女儿石京秀是180师后代群的主要组织者之一。但在做朝鲜战争口述史的张鸣(化名)看来,这样似乎有些徒劳,“在美国,这场战争叫做被遗忘的战争,在中国,也快被遗忘了吧”。“这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”,石京秀为父辈的历史寻找到宏大的叙事,但在韩国,她惊奇地发现,他们的父辈战斗过的鹰峰,如今已被改名为“恋人山公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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